古往今来，伴随着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涌现了“任人唯亲、任人唯功、任人唯才、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等各种不同的用人观。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任人唯亲始终是君主帝王的本能选择，从皇位的父死子继、到同姓封王、外戚专权，概莫如此，但往往局限性也最大，最容易让国家进入死胡同。与此同时，其它人才观在历史不同阶段闪现了独特光芒，但最终能经受住历史考验的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选人用人要“量才适用”。在人才的区分上，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答案。从知行是否合一上看，荀子认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具体到组工干部而言，我们经常提的“坐下来能写、站起来能说、走出去能干”，其实是一个几近于“国宝”的高要求，即使不能完全做到，但至少也要达到“国器”“国用”的水准。在德与才的层面来讲，德才兼备为人“财”，有德无才为人“材”，有才无德为人“豺”，必须在“千人千面中”中去审慎辨别各个类型的全才偏才庸才蠢材，为正确选人用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选人用人要权衡“德才”。“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德才兼备是选人用人的最佳标准，但这类人往往数量少，可遇而不可求。在“德”与“才”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两者哪个为先，往往争议颇大，总的来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是较为合理的，即治世用人重德行，乱世用人重才能。在乱世，“唯才是举”大行其道，道德品行的重要性则有所边缘化，如刘邦“流氓”出生，且重用有“盗嫂受金”之疑的陈平；曹操一代奸雄，且重用品行有污的郭嘉，在乱世却建立了不世之功。在太平盛世，唐朝的李林甫精于识人、宋朝的蔡京书法出众、秦桧更是状元出身，这些人才能可圈可点，但德不配位，私而忘公，最终让国家走向衰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正处在一个盛世中华的再度崛起的进程之中，在这个大背景下，党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观无疑是极富历史沉淀和战略远见的，辩证回答了选人用人中德才取舍的问题：德与才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德才兼备是最佳状态，但相较于才，德更为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