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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用人需要树立科学的“德才”观

2019年08月07日 09:55:56 来源:浙江组工网 陈德明

古往今来,伴随着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涌现了“任人唯亲、任人唯功、任人唯才、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等各种不同的用人观。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任人唯亲始终是君主帝王的本能选择,从皇位的父死子继、到同姓封王、外戚专权,概莫如此,但往往局限性也最大,最容易让国家进入死胡同。与此同时,其它人才观在历史不同阶段闪现了独特光芒,但最终能经受住历史考验的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选人用人要“量才适用”。在人才的区分上,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答案。从知行是否合一上看,荀子认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具体到组工干部而言,我们经常提的“坐下来能写、站起来能说、走出去能干”,其实是一个几近于“国宝”的高要求,即使不能完全做到,但至少也要达到“国器”“国用”的水准。在德与才的层面来讲,德才兼备为人“财”,有德无才为人“材”,有才无德为人“豺”,必须在“千人千面中”中去审慎辨别各个类型的全才偏才庸才蠢材,为正确选人用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选人用人要权衡“德才”。“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德才兼备是选人用人的最佳标准,但这类人往往数量少,可遇而不可求。在“德”与“才”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两者哪个为先,往往争议颇大,总的来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是较为合理的,即治世用人重德行,乱世用人重才能。在乱世,“唯才是举”大行其道,道德品行的重要性则有所边缘化,如刘邦“流氓”出生,且重用有“盗嫂受金”之疑的陈平;曹操一代奸雄,且重用品行有污的郭嘉,在乱世却建立了不世之功。在太平盛世,唐朝的李林甫精于识人、宋朝的蔡京书法出众、秦桧更是状元出身,这些人才能可圈可点,但德不配位,私而忘公,最终让国家走向衰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正处在一个盛世中华的再度崛起的进程之中,在这个大背景下,党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观无疑是极富历史沉淀和战略远见的,辩证回答了选人用人中德才取舍的问题:德与才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德才兼备是最佳状态,但相较于才,德更为不可或缺。

选人用人要公正公平。春秋时期,晋国的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先后向晋平公举荐仇人解狐担任地方官,举荐自己的儿子祁午在军队担任要职,两个人都非常称职,得到了百姓的交口称赞,成为千古美谈。孔子在回答学生子贡如何识别好人坏人时说,“乡人皆好之,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即衡量一个人好坏时,不应以众人的好恶为依据,而应以“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为标准。上述两个故事对我们组工干部如何选人用人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觉得选人用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两点:一是要像祁黄羊一样,秉持公心、坚守正道,唯有如此,才能不被阿谀奉承者所蒙蔽,不被别有用心者所围猎,不因个人好恶而丢失原则。二是要系统全面地考察干部,“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要注意听取正反、左右、远近等各方面的意见,去伪存真,作出综合评判,找到真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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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用人需要树立科学的“德才”观

2019年08月07日 09:55:56 来源:浙江组工网 陈德明

古往今来,伴随着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涌现了“任人唯亲、任人唯功、任人唯才、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等各种不同的用人观。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任人唯亲始终是君主帝王的本能选择,从皇位的父死子继、到同姓封王、外戚专权,概莫如此,但往往局限性也最大,最容易让国家进入死胡同。与此同时,其它人才观在历史不同阶段闪现了独特光芒,但最终能经受住历史考验的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选人用人要“量才适用”。在人才的区分上,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答案。从知行是否合一上看,荀子认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具体到组工干部而言,我们经常提的“坐下来能写、站起来能说、走出去能干”,其实是一个几近于“国宝”的高要求,即使不能完全做到,但至少也要达到“国器”“国用”的水准。在德与才的层面来讲,德才兼备为人“财”,有德无才为人“材”,有才无德为人“豺”,必须在“千人千面中”中去审慎辨别各个类型的全才偏才庸才蠢材,为正确选人用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选人用人要权衡“德才”。“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德才兼备是选人用人的最佳标准,但这类人往往数量少,可遇而不可求。在“德”与“才”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两者哪个为先,往往争议颇大,总的来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是较为合理的,即治世用人重德行,乱世用人重才能。在乱世,“唯才是举”大行其道,道德品行的重要性则有所边缘化,如刘邦“流氓”出生,且重用有“盗嫂受金”之疑的陈平;曹操一代奸雄,且重用品行有污的郭嘉,在乱世却建立了不世之功。在太平盛世,唐朝的李林甫精于识人、宋朝的蔡京书法出众、秦桧更是状元出身,这些人才能可圈可点,但德不配位,私而忘公,最终让国家走向衰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正处在一个盛世中华的再度崛起的进程之中,在这个大背景下,党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观无疑是极富历史沉淀和战略远见的,辩证回答了选人用人中德才取舍的问题:德与才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德才兼备是最佳状态,但相较于才,德更为不可或缺。

选人用人要公正公平。春秋时期,晋国的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先后向晋平公举荐仇人解狐担任地方官,举荐自己的儿子祁午在军队担任要职,两个人都非常称职,得到了百姓的交口称赞,成为千古美谈。孔子在回答学生子贡如何识别好人坏人时说,“乡人皆好之,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即衡量一个人好坏时,不应以众人的好恶为依据,而应以“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为标准。上述两个故事对我们组工干部如何选人用人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觉得选人用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两点:一是要像祁黄羊一样,秉持公心、坚守正道,唯有如此,才能不被阿谀奉承者所蒙蔽,不被别有用心者所围猎,不因个人好恶而丢失原则。二是要系统全面地考察干部,“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要注意听取正反、左右、远近等各方面的意见,去伪存真,作出综合评判,找到真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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