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与工作人员在西花厅的合影。

　　周恩来是人民公认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像这样一位伟人对待下级却是充满了人情味儿，体现着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

　　给身边工作人员的家里“报平安”

　　1944年12月，从重庆回到延安不久的周恩来收到中共米脂县委书记冯文彬来延安开会时转交的一封信。信是米脂县印斗区区长林彬(原名杨湜萍)写的，是要打听妹妹杨莉萍的情况。周恩来看罢后立即给林彬写了回信。原来，1940年3月，周恩来从延安去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时，带了几个报务人员，林彬的妹妹杨莉萍就在其中。临行前杨莉萍来到了姐姐那里，把自己即将到重庆去工作的消息告诉了她。1940年5月，杨莉萍到了重庆，在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担任报务员。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和在大后方更好地开展工作，组织决定杨莉萍转入地下工作。这年5月，派她和曾任周恩来警卫副官的钟韵一起去桂林建立地下电台，后来两人结了婚，生了个男孩。1943年1月，南方局调两人回到重庆红岩村。不久，组织又派两人到昆明建立秘密电台。由于杨莉萍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没有给姐姐写过信，因此几年来，杨湜萍十分想念妹妹。周恩来的信是这样写的：“林彬同志：冯文彬同志带来你的信收到了。杨莉萍同志既是你的妹妹，当然你要挂念她，而且早就应该来信问我的。她于四零年随我出外工作后，不久即与军队中老干部钟韵同志恋爱后同去桂林。四一年在该处结婚并取得职业掩护。四三年回重庆，当时已生小孩，我忘了是男是女。不久又去昆明，现在该处有职业，情形亦好，惟因属于大后方工作，我不能将通讯地址告你。在去年我见他俩时身体尚好。莉萍年小，自然免不了孩子气，幸好钟韵尚肯帮助她，故彼此相处甚得，此点望你放心。匆匆函告。祝你健康！周恩来。”杨湜萍没想到周恩来会给她亲笔复信，得知妹妹一切都很好就放心了。

　　关心“替我牺牲的”司机的家属

　　1955年4月11日，当时根据原定行程，周恩来应率中国代表团从香港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赴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国民党当局在港特务用60万港币雇人在该机右翼轮舱处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使飞机起飞约5小时后爆炸，11名乘客全部遇难，其中就有周恩来的司机、老红军钟步云。周恩来本人因为临时秘密改变行程，所以幸免。爆炸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一直关心着这些空难烈士的家属。1956年4月11日，他参加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的亚非会议死难烈士遇难周年纪念大会和安葬仪式，见到钟步云的妻子高秀英时握着她的手痛心地说：“钟大嫂，老钟是替我牺牲的。”高秀英悲痛之余说：“您能平安回来，就是全国人民的幸福。”而后，当知道钟步云生前每月都寄几十元钱给农民哥哥作生活贴补时，周恩来就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来按那数目不断地寄去。在钟步云逝世10周年之际，钟步云的哥哥说家里情况好转了，叫高秀英回家看看。高秀英从老家回来后告诉周总理说家里经济状况好了，叫总理不要再寄钱了。周恩来又问她这趟来回花了多少路费，因高秀英回家是从财务处借的钱，他就直接用自己的钱帮她补上了。

　　为翻译辩护

　　1972年的一天，在中日招待会上为周恩来当翻译的周斌，由于在前天晚上忙个通宵，招待会开始后身心又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所以在日方的木村先生讲话时脑子已麻木的他竟糊里糊涂漏译了一段至关重要的话，即“中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才使日中两国人民梦寐以求的邦交正常化得以开花结果”。直到主桌的另一名翻译、好友小唐焦急地跑到台下向他大声提示后，他才知道翻译中出了问题。为了及时挽回不良影响，他赶紧承认刚才由于疏忽无意中漏译了几句话，并逐字逐句加重语气作了补译。也就在这时，坐在主桌上的他所在部门的一个负责人，对周恩来说：“这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呀！”周斌听后吓了一跳，心想不妙，顿时出了一身冷汗。于是他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沉痛地检查自己不该这样粗心大意，造成这么不好的影响，并保证以后一定认真吸取教训，不再犯类似错误。周恩来听后只是默默地点点头，接着把脸转向批评周斌的那个负责人，十分激动地说：“什么政治错误？我看这不是政治错误，而是肚子抗议！招待会即将结束，我们大家都已吃饱喝足，唯有他这个当翻译的，像走马灯似地忙上忙下，至今没有动过筷子，滴水未进……”由于当时还有外宾在场，周恩来没有也不便再说更多的话。说周斌是“政治错误”的那个负责人很不自然地低下头。周斌也万万没想到周总理会作这种表态，顿时百感交集，泪水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