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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四次检讨“雷击事件”

2017年01月09日 10:48:29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刘绪义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七大”主席台上。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毛泽东同志给我们作了榜样和示范。

  四次检讨同一个问题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会议室也遭雷击,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死。同时,一位农民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毙。事后,这位农民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并说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后来发现是由于征粮过多,农民负担太重而引起农民的意见。了解情况后,就很快纠正过来。几年以后,毛泽东一直记着此事。仅1945年4月至5月一个多月时间,毛泽东就趁中共七大召开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四次“检讨”了这个问题,用以自省并教育全党干部。

  第一次是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在讲到领导干部要乐于听“闲话”,以便从中发现和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他说:“1941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

  第二次是同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作口头政治报告时,毛泽东又为这件事讲了一段话。

  第三次是1945年5月31日,在中共七大会上所作结论中,他说:我有个经验,即许多话就是从闲话中听到的。例如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是很吃惊的。说这个话的时间是1941年,地方是边区,那年边区公粮征收20万石,还要运公盐6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这些事还不是毛泽东搞的?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1942年、1943年公粮减少了,这就解决了问题。

  第四次是在同一个报告中,在讲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时,毛泽东又再次表示歉意:“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20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于是,我们就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只有从这方面才能解决问题,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会打死我了。”

  “要随时准备挨骂”

  1958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样写道:

  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

  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

  毛泽东在其他很多场合讲到汉高祖刘邦的时候这么说:

  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叫郦食其,去见刘邦。第一次报告,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番,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60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有关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到了汉高祖刘邦、西楚霸王项羽:

  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个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

  唐太宗李世民是个从谏如流的皇帝。毛泽东也很欣赏他这一点,在阅读《李百药传》时,毛泽东在李百药上书给李世民的《封建论》一页上批注道: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这四大工作方法便是:退思进省,凝神动虑;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

  直白地说,就是:退朝则反省自己的行为,考虑是否劳累了百姓;不希求留下万古的英名,只希望留存真正的成就。避免外出游玩,上朝时听取群臣意见不知疲倦,心中考虑大事,道德普及天下。下朝后和重臣们继续讨论是非,推心置腹,以诚相待。晚上和有才学之士论事,听取他们的闲话,高谈阔论,议论典籍,即便到了深夜也不知疲倦。

  这四大工作方法与毛泽东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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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四次检讨“雷击事件”

2017年01月09日 10:48:29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刘绪义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七大”主席台上。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毛泽东同志给我们作了榜样和示范。

  四次检讨同一个问题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会议室也遭雷击,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死。同时,一位农民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毙。事后,这位农民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并说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后来发现是由于征粮过多,农民负担太重而引起农民的意见。了解情况后,就很快纠正过来。几年以后,毛泽东一直记着此事。仅1945年4月至5月一个多月时间,毛泽东就趁中共七大召开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四次“检讨”了这个问题,用以自省并教育全党干部。

  第一次是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在讲到领导干部要乐于听“闲话”,以便从中发现和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他说:“1941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

  第二次是同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作口头政治报告时,毛泽东又为这件事讲了一段话。

  第三次是1945年5月31日,在中共七大会上所作结论中,他说:我有个经验,即许多话就是从闲话中听到的。例如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是很吃惊的。说这个话的时间是1941年,地方是边区,那年边区公粮征收20万石,还要运公盐6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这些事还不是毛泽东搞的?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1942年、1943年公粮减少了,这就解决了问题。

  第四次是在同一个报告中,在讲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时,毛泽东又再次表示歉意:“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20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于是,我们就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只有从这方面才能解决问题,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会打死我了。”

  “要随时准备挨骂”

  1958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样写道:

  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

  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

  毛泽东在其他很多场合讲到汉高祖刘邦的时候这么说:

  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叫郦食其,去见刘邦。第一次报告,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番,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60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有关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到了汉高祖刘邦、西楚霸王项羽:

  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个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

  唐太宗李世民是个从谏如流的皇帝。毛泽东也很欣赏他这一点,在阅读《李百药传》时,毛泽东在李百药上书给李世民的《封建论》一页上批注道: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这四大工作方法便是:退思进省,凝神动虑;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

  直白地说,就是:退朝则反省自己的行为,考虑是否劳累了百姓;不希求留下万古的英名,只希望留存真正的成就。避免外出游玩,上朝时听取群臣意见不知疲倦,心中考虑大事,道德普及天下。下朝后和重臣们继续讨论是非,推心置腹,以诚相待。晚上和有才学之士论事,听取他们的闲话,高谈阔论,议论典籍,即便到了深夜也不知疲倦。

  这四大工作方法与毛泽东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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