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红军大学部分学员在延安的合影。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学府，是培养红军高级军政人才的基地。从1931年到1936年，刘伯承曾任红一、四、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为红军培养了大批优秀军政人才。

　　“行教合一”，亲自讲课

　　1932年1月，从苏联回国一年多的刘伯承接替何长工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刘伯承按照毛泽东“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的指示，推动了红军学校的发展。

　　刘伯承在红校工作期间，不论在学校教育上，还是在军事建设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刘伯承提出“行教合一”，身先士卒，亲自给学员讲课。他还把“军官”改称指挥员，“士兵”称为战斗员，“传令兵”改为通信员，“伙夫”改为炊事员，“马夫”改为饲养员，“挑夫”改为运输员，许多军语现今仍在使用。

　　1933年10月17日，中革军委以红军学校为基础组建了红军大学，成为我军第一所大学，刘伯承任代校长，开创了我军办大学的先河。到长征开始时，共有3期学员毕业，为红军培养了许多优秀军政人才。

　　“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培养干部”

　　1935年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卓木碉成立，由刘伯承任校长。针对学校边打仗、边行军，在游动中办学的特点，刘伯承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培养干部”的教育方针。结合当时的斗争环境，部队需要什么学什么，学员缺什么补什么。红大主要开设军事和政治两大门课程。政治课教授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理论和军队政治工作等，着重讲红军的宗旨、性质和任务。在军事教育方面，针对当时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刘伯承提出学员应学会六种战术，即打骑兵、平地战、河川战、隘路战、山地战、麻雀战。

　　有一次，测绘教员赖光勋上课刚讲一小时，军长学员余天云就嚷嚷要休息。赖光勋说：“课程表定的4小时，不按规定办不行！”余天云说，教员不能负责，由他负责。接到赖光勋的报告，刘伯承说：“恐怕他们看你小啊。下次上课，我同你一块去，你把教课内容准备好。”第二次上课，刘伯承坐在后面听课、记录，结束时又总结，先肯定了赖光勋讲课的水平，又表扬了大家遵守纪律、虚心学习的精神。刘伯承主持的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迈出了一条边打仗边办学的路子。

　　“没有仪器，就用土办法代替嘛！”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成立，刘伯承担任校长。为了红二方面军在北上途中遇上敌人的骑兵部队堵截时能减少损失，刘伯承给红二方面军指战员作打敌人骑兵的战术报告，提出了提高信心、接敌处置、利用地形、武器运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则，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追击、有组织的后移以及平时加强演练等问题。此后，红二方面军在遭到骑兵的几次袭击中都没有吃亏。

　　红大训练课目分为政治、军事和文化三大类。政治课除原有基础理论外，还增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目。军事课方面，增加了《兵团战术》，由刘伯承主讲。文化课主要有语文、算术、自然常识等等。有一次上文化课，一个教员讲自然常识昼夜、四季和日蚀、月蚀等问题，有的学员听不懂。刘伯承说：“没有仪器，就用土办法代替嘛！”他随即告诉教员：“用一支点燃的蜡或油灯当作太阳，就是恒星；用铁丝做一个椭圆形的圈子，把它穿在一个大土豆上，当作围绕恒星运行的行星地球；再用一只土豆作月亮，以它围绕地球运转，叫做卫星。”刘伯承指导文化教员进行形象化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