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西南出击，随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是一直不断。

　　1929年6月8日，红四军在闽西长汀白砂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临时军委。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会议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议所作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其后，红四军出击闽中，冒进东江，结果连吃败仗。

　　在这种情况下，8月下旬，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往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中央政治局专门听取陈毅的报告，并决定组织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的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周恩来对红四军七大和前委扩大会议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批评，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

　　陈毅以中央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为基础，并依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红四军，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周恩来又嘱咐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好能作出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

　　陈毅回到红四军后，立即召开前委会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会后，又致信毛泽东：“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以及前委的希冀。”

　　毛泽东收到中央指示和陈毅的信后，随即赶赴红四军前委驻地长汀，与朱德、陈毅会面。朱德和陈毅当着毛泽东的面作了自我批评。朱德承认过去的争论，自己是错的。陈毅说自己这次回来就是来打倒和稀泥的“陈毅主义”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说了一些伤害朱德、陈毅感情的话，并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完全遵照中央和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有一个文字决议”的意见，于12月28日至29日在上杭古田举行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

　　经过两天民主而热烈的讨论，形成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并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曾经在红四军中发生尖锐思想对立的一场争论，最终在古田完全化解。

　　在古田会议筹备和召开过程中，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勇于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大局为重，最终凝心聚力；他们亲力亲为、重视调查研究，深入连队、农村召开座谈会，听取不同意见，详细调查了解红四军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正是由于做了充足的会前准备，只用了短短两天，就正确解决了关乎红军未来发展和前途命运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决议》明确指出：“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古田会议，以冲突开始，通过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以团结告终，开创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