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中的观人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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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人之法,自古就屡见不鲜。不仅世俗之人好言观人之术,古圣先王在治国教民之时亦甚为推崇。《群书治要》中的观人方法可以概括为:“三参”“四慎”“五仪”“六验”“七害”“八征”“九虑”。作为古人观人的经验总结,这些方法指明了观人之时应该依循的原则,至今仍有参考与借鉴的价值。 “三参” 《群书治要·傅子》记载,国家的领导者要和睦众人,安定民众,分辨善恶,通达天下人的心志,所以听到言论做判断时,不可以不审慎。如果听了言论,没有分辨就确定是非善恶,可能致使判断失误,而且,易兴起花言巧语的风气。因此,“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校其实,观行必考其迹”。听人怎么说不如观察人怎样做事;观察人怎样做事,不如观察人平时的行为。听了一个人的言论,一定要思考他这样说的原因,了解他的用意何在。“观事必校其实”,观察一个人所做之事,一定要核查它是不是符合事实,是不是真实可信。“观行必考其迹”,观察一个人的行为,也要分析他出现这种行为的原因。把这三者综合起来考虑,就会减少言论判定的过失,这就是“三参”。 “四慎” “四慎”出自《群书治要·管子》:“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授国柄。”“大德不至仁”,指一个人崇尚道德、标榜道德,却没有达到至仁之地步,就不可以轻易地把国家的权柄交付给他。因为手握生杀大权而没有仁爱之心的人,可能会非常苛刻、暴虐,导致民心背离、怨恨。“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如果一个人看到有贤德的人,甚至比他更优秀的人,却不能够把这个位子让出来,就不可以把高位授予他。因为不能够让贤,表明这个人私心很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如果一个人在施行刑罚的时候,对有亲戚关系的人或权贵之人不能秉公处罚,就不可以让他担任军队的将领。“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民以食为天。如果一个人不重视农业生产,不重视地利,而轻易地征收赋税,就不可以让他做地方官,去负责治理都邑。这四种考虑是安危的根本,因此被称为“四慎”。 “五仪” 《群书治要·孔子家语》记载,哀公向孔子请教,怎么样任用鲁国的士人来治理国家。孔子说,人有“五仪”,即五个等级: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能够审慎地辨别这五个等级,就明白了治理之道。 所谓庸人,就是心中没有谨慎行事、善始善终的原则,口中说不出符合伦理道德的言辞;不选择贤良之士作为自己立身求进的依托;不努力做事以求得自身生活的稳定;只见到小利而在大事上愚昧,不知道自己应该努力的方向;随波逐流,不知道自己该坚持何种主张。 所谓士人,就是内心有自己明确的信念和坚持遵行的方略,虽不能完全明白治国之道的根本,也一定有其遵从的法则;虽不能集百善于一身,但也一定有自己的操守。因此,他们的知识不一定非常广博,但一定要审查所知道的是否正确;他们的言论虽然不多,但一定要弄清楚是否说得在理;他们的事情不一定做得很多,但一定要明白所做的是否正确。在自己的智能范围内能明白事理,并能用言语表现出来;行事时能遵循事理,就像生命和身体的运行法则不可能改变一样。富贵时不会骄傲自满,贫贱时也不会觉得缺少了什么。 所谓君子,就是说话忠诚守信,心中不存私怨;自己仁义兼备,神态却无夸耀之色;考虑问题通达明智,言辞却不专断;身体力行,坚持原则,自强不息,他们从容的样子好像很容易做到,其实普通人很难达到那样的境界。 所谓贤人,就是德行操守不超越常规,所作所为皆合乎规矩;言论足以成为天下人的准则,政治主张足以使百姓得到教化;用他们理财,天下就没有积压无用的财富;让他们施政,天下人就不会担忧贫困。 所谓圣人,其品德与天地相合,随顺变通,能穷究万事万物的起始与终结,协调众物的自然成长,传布其最高的政治理想,从而形成人们的观念思想;其光明可与日月并列,其教化的流布如同有神人相助;一般民众不知道他有何德行,看到过他的人也不知道他就在附近。这样的人就是圣人。圣者固然不可得,但是若能辨别庸人、士人,任用君子贤者,国家必然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理。 “六验” 《群书治要·吕氏春秋》谓观人有“八观六验,六戚四隐”。“六验”是:“喜之以验其守”,让一个人高兴,看他有没有操守,是否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乐之以验其僻”,让他沉迷于声乐等娱乐场合,看他是否会去做邪僻的事情;“怒之以验其节”,让他生气,看他的性情如何、气度如何;“惧之以验其特”,“特”即独,遇到恐惧时,看他能否独自面对,够不够坦荡;“哀之以验其仁”,告诉他一些哀痛的事,或者让他处于哀痛的环境,看他有没有仁爱之心;“苦之以验其志”,让他受苦,磨炼他,看他有没有意志能够坚持。(上) (摘编自《领导科学》2014年第4期余洪波刘余莉/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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