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ntou!#陈毅素以心直口快著称，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始终认定一句话：“讲真话，天不会塌。”

　　1950年初，中央实行打击投机资本、统一财经工作的一系列政策，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上海的物价开始稳定并有大幅度下降。物价一降，人们愈不慌买东西，导致一些不法资本家此前为谋取暴利而囤积居奇的产品滞销，蚀本严重。而几个月前认购的公债反倒升值，增加了缴款的困难。加上国家加紧税收，资方负担加重，严重的危机开始威胁上海的私营工商业。几个月间，不断有厂店倒闭，失业的工人和店员无力支付孩子们的学费，上海市30%的私立中小学面临停办的危险。税务局长向陈毅报告：资本家赖账的、哭穷的、自杀的、假自杀的都有，补增的税款收不上来。有的不法资本家煽动索薪的工人：“我的钱都用来交政府的税、买政府的公债了，你们找政府去要好了。”有的职工拿不到工资就分厂里店里的财产，甚至发生了抢糕饼铺、游行请愿、撕毁领袖像的事件。

　　陈毅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专程赶去嘱咐去北京参加全国统战会议的同志：“资本家交税买公债是完全应当的，国家财政收入要平衡，这是人民最高利益，决不能含糊。但是挤牛奶不可以把牛挤死。现在是阶级关系紧张。你们去北京开会，就要反映这方面的真实情况。”他思前想后，最终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出了反映上海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情况的报告，数据翔实，并提出延期交公债和税收等一系列具体的建议。在发出电报的同时，陈毅将注意力转到解决税收问题上来。

　　在一次会议上，个别税务负责干部主张对欠税逃税的私营工商企业应“查账重罚”、“鸡蛋里挑骨头”。甚至说：“什么政策不政策，把资本家搞光了也没关系，迟早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企业收过来嘛！”陈毅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强征苛索，挤垮人家，这不叫社会主义，叫做‘左’倾幼稚病！”他愤然道：“这叫做过河拆桥，叫做不要朋友，不要人家拥护。这样做政治上很不利，经济也会造成很大破坏，马上会鸡飞狗跳，社会大乱！”他意味深长地指出：“有人反右很勇敢，就是不敢反‘左’，引号中的左，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我认为：只敢反右不敢反‘左’，并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陈毅的一番义正词严的话，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敬佩。

　　三个月间，陈毅就上海的经济问题向中央先后发去六封电报，他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支持。很快，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调整公私关系的号召，刘少奇也专门谈到对上海应特别加以照顾。中财委采取了一系列松动措施：公债尾欠缓交，工业原料补税缓办，私营纺织业进口原棉予以免税优待……减税也得到了同意，紧张的局势得到了缓和。不久，已经关停的私营工商企业逐渐开始复业。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知识分子一直承受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压力，许多人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62年二三月间，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周恩来根据中央关于调整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的政策精神，在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承认过去在这方面有错误。陈毅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直率地讲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到此，陈毅站起来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场下响起了如雷的掌声。陈毅的讲话在会议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很多知识分子受到了鼓舞。

　　一贯“讲真话”的陈毅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被诬为“二月逆流”中的“黑司令”，但他始终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讲真话”的本色不改。

　　(摘自《党史文汇》2013年第5期张晓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