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率先提出“从重从快”原则

　　1979年9月9日下午，在上海市控江路，一个交警制止某青年抢夺小贩时，因方法不当，引发群众围观，一些不法分子趁机闹事，他们攻击警察、拦截轿车、抢劫行人，一位妇女骑车经过时，被推倒在地，不法分子不仅抢去了手表、皮夹，还撕掉她的衬衫、胸罩、裤子，肆意凌辱。上海出动大批警力到控江路维持秩序，事件直到当天午夜才告平息。因此案被逮捕的不法分子有31名，其中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7名，劳动教养11名，少年管教1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仅仅两个月后，就发生了“控江路事件”这样的恶性案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1980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在上海首次谈到“从重从快”的方针。当年5月，彭真主持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时说，“对于凶杀、强奸、抢劫、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行刑事犯，目前应该继续依法从重、从快处理。”

　　返城知青成不稳定因素

　　1980年5月，知识青年陆续返城。他们面对的社会环境与当初全然不同，电视上出现了美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加里森敢死队》故事设定在二战末期，为了反击纳粹，美国军官加里森从监狱里找了一些各怀绝技的囚犯：精通8门外语的骗子、会玩刀的偷车贼、能开保险柜的强盗、幽默的神偷，他们成为中国青年模仿的“时尚”对象。以加里森敢死队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唐山菜刀帮、湖南斧头帮等猖獗一时，在街上公然抢劫、凌辱妇女。

　　“文革”结束后，农民也获得了进城务工的自由，与返城知青争夺就业机会。城市中的待业人口越聚越多，一度超过两千万。这些失业青年成长于“文革”时期，那时国家司法系统趋于崩溃，一些人没有任何法律观念。即使没当过红卫兵的人，多年耳濡目染，也对抄家、武斗习以为常。从棍棒，到自制步枪、手榴弹，乃至坦克车，都成为各派红卫兵“对战”的武器。后果最为严重的1967年重庆杨家坪武斗，双方动用了军舰、大炮、火箭等，造成1170人死亡，600余人失踪，3000余人受伤。

　　邓小平下令“严打”

　　在彭真做出上述谈话的前后，国内又先后发生了一系列大案。1980年10月29日，一名男子因失业和失恋的双重打击，在北京火车站进行自杀式爆炸，造成9人死亡，81人受伤。1981年3月7日，在河北承德，15岁少女李某和同学被匪徒徐景龙劫持后强奸，李某在数天内被多次强奸。

　　公安部统计，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5万多起；1981年增加至89万多起，大案6.7万多起；1982年74万多起，大案6.4万多起。1983年前几个月，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强奸案件的增多，也促使了流氓罪的出台。大案频发，社会治安环境差，老百姓没有安全感。1981年的中共中央文件指出：“目前群众意见很大，认为我们打击不力。”来自百姓的压力，使执政者不得不想办法重拳打击犯罪。

　　1983年2月8日，邓小平到无锡视察工作，曾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汇报说：“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但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城市里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坏人，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邓小平问江渭清怎么办，他回答：“调查研究，半年准备，打几个战役，一个战役打几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

　　江渭清的话说完没几天，1983年2月12日，王宗和王宗玮兄弟在沈阳持枪行凶。5月5日，中国民航296号三叉戟客机被卓长仁等6人劫持，当时飞机上共有105人。6月16日，内蒙古8名十几岁的青年酒后滋事，杀死27人，强奸多名女性。

　　7月19日，邓小平将彭真和公安部部长刘复之一起召到他的住所。听刘复之汇报了公安部的工作后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邓小平翻开公安部的报告说：“你们的文章主要是这一段，‘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

　　邓小平不再往下念了，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对刘复之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

　　1983年8月，中央做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严打”开始了。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6期杨津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