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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化三任扶贫干部讲述30多年接力故事

2020年05月19日 10:16:50 来源: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 沈晶晶 金春华 钱洁瑗 县委报道组 汪宇露 编辑 李建 刘伟 设计 吴雄伟 劳思雯

在开化县齐溪镇龙门村村民余昌源的记忆中,地处钱江源头的家乡,山高路险。余家4口挤在破旧的黄泥房中,靠砍柴、养猪勉强维持生计。

20多年前,17岁的余昌源背上行囊离家时,曾狠狠发誓:再苦也不回头。

但今天,经过多年环境整治、产业发展,龙门村成为青山环抱、溪水潺潺的美好家园。余昌源回到村庄,住进新房,开农家乐、卖农产品,奔向小康生活。

开化县龙门村新貌。

“龙门”一跃,是开化帮扶增收工作的缩影,也是浙江扶贫开发工程的见证。

30多年间,一代代扶贫干部接续奋斗,让大山深处换了人间,让钱江源头村美民富。

“真不容易啊!”退休3年、曾任县扶贫开发中心主任的黄献文回忆起扶贫经历,十分感慨。1985年黄献文调到县农办主管扶贫工作,下乡调研,他去了海拔600多米的齐溪镇外山村。坐大车到镇里,换小车到山脚,还得再走5公里山路。43户村民住在三四十年前建的泥房里,遇雨怕漏,刮风怕倒。村民人均收入不足百元。

当时的开化,4万多农民住在高山、远山,连温饱都难以解决。黄献文说,要致富,先修路,但几个部门一算,光外山村修条水泥路就要30多万元,“村村通路”对省级贫困县开化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

怎么办?当时,省里专门制定加快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有关政策,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和部门结对帮扶、推进异地开发和下山移民。与其困守穷山,不如搬迁下山!开化持续近30年的下山搬迁工程,由此拉开序幕。上世纪90年代初,针对齐溪镇、菖蒲乡、黄谷乡等6个贫困乡镇,县里推出贴息贷款政策,鼓励农户进城。此后,搬迁范围进一步扩展至15个乡镇。

近年来,开化县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油菜花田已成为开化乡村旅游的一张靓丽名片。

黄献文还记得8个省级贫困县集体“摘帽”时的喜悦。1997年底,随着各项扶贫工作扎实推进,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县的省份。扶贫重点转向乡镇、村和农户,省里先后推出百乡扶贫攻坚、欠发达乡镇奔小康、低收入农户奔小康计划。

以下山搬迁工程为抓手,开化持续推进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累计投入10多亿元,在县城集中规划5个安置小区,并配套来料加工园区、学校、医院等。

2012年退居二线时,黄献文仍有一件心事未完成。他对前来交接工作的张一萍说:“外山村还有17户没搬下来。”

这一年,开化开启新一轮异地搬迁计划,规划了5个乡镇安置小区、96个村级安置点,搬迁补助最高达每人21600元。最让黄献文牵挂的外山村,终于在2013年整村搬迁至山脚。

前些天,退休后定居杭州的黄献文回到开化,看到前溪后山、白墙黑瓦的外山新村,忍不住感叹:“真的大变样了!”

村民余米红说:“公交车直接开到家门口,孩子读书、老人看病都方便。”说话间,她脸上满是知足与幸福。

到2019年底,开化已有4.7万农民下山搬迁集聚,人均年收入超过1.5万元。

接任县扶贫开发中心主任的张一萍记得,2012年,开化扶贫工作遭遇极大压力。

就在这一年,浙江宣布决不把绝对贫困带入“十三五”,要求在“十二五”收官之年——2015年,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贫困现象。

按照新标准,开化共有31319户95292人,被划入需要扶持的低收入人群。与此同时,历经10余年快速发展,茶叶、油茶等扶贫主导产业,因市场低迷、管理粗放等因素,进入增收乏力期。

“搬下山的农民怎么稳得住,留在山上的村民怎么富得起来?”张一萍说,迷茫之际,到齐溪镇龙门村的一次调研,让她受到启发。

村支书向张一萍介绍,近来有不少自驾游客到钱江源头爬山看景,村里想沿路建休憩设施,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好生态就是生产力!”张一萍茅塞顿开。她挨家挨户问需求、夜间开动员大会、手把手亲自指导……2013年初,龙门村乡村旅游发展方案出炉。此后两年,村里陆续开出13家农家乐(民宿),成功创建“九溪龙门”国家3A级景区。

龙门,从人均年收入排名全县倒数第5的薄弱村,一跃变成“样板村”。这样的绿色发展方式,逐步成为全县的时尚。2014年,开化农民人均收入达11920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5年2月,浙江对26个原欠发达县“摘帽”,不再考核GDP指标,转而考核生态保护、居民增收等,且原先的政策、财政支持力度、结对帮扶力度以及山海协作力度都不减少。

山茶油产业,让农户增收。开化县农业农村局提供

“开化区域发展和农户增收,都迎来了契机。”张一萍说,县里在龙门村试验“1+X”计划,由村集体或大户来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

历经10余次头脑风暴,龙门村决定统筹资金,建设蔬菜基地、养鸡场、清水鱼基地,将就业岗位向低收入农户倾斜。同时创建“户结户共致富”模式,一家农家乐(民宿)至少结对一户低收入农户,帮助销售农副产品。

当年,开化引入这一帮扶模式的村庄有50余个。70岁的低收入农户余思文是龙门村景区保洁员,每月能领1000元工资;作为农家乐业主余昌山的结对户,靠卖辣椒、青蛳等农产品,每年还能赚3000多元。

这种扶贫模式,为全县提前完成“消除年人均收入4600元以下现象”任务提供了保障,县农办还被评为全省先进。

初夏的中村乡新门村,按照个人意愿和能力,扶贫干部向13户农户发放中蜂、鸡仔、种苗等,为他们带去新希望。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郑东红自2019年1月分管扶贫开发工作后,一年多时间已走遍全县近百个村庄,新门村之旅触动了他的思考:如何提升低收入农户帮扶的精准度?

去年底到村里走访时,郑东红发现有村民愁眉不展。如叶菊仙不得不留在家照顾中风瘫痪的丈夫,夫妻俩靠低保生活,但前些年造新房欠下的20多万元债务却无力偿还。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省的情况。历经多年努力,2018年浙江扶贫开发工作进入解决相对贫困新阶段,低收入农户帮扶的目标不再是解决“温饱和生存”,而是解决“生活得更好一些”的问题。

郑东红说,2019年初,开化有低收入农户10658户、17969人,成为帮扶工作的重中之重。

扶贫干部当年的工作笔记。

新门村里,如何对13户低收入农户进行更精准的帮扶?今年初,郑东红再到村里走访,与村支书洪斗明因为光伏小康工程的5万元股权分红,发生了争执。

照惯例,洪斗明打算把钱直接发给低收入农户,被郑东红制止了:“为什么不投入产业,增强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按照他的设想,减缓相对贫困,不能再走“缺什么提供什么”的老路,而要激活每个人的内生动力。

不久后,郑东红拿出一叠厚厚的“新门村‘一户一策’菜单式帮扶计划”。叶菊仙家就是被帮扶户之一。她家的1亩空地种上甜玉米,养了20只鸡,10箱蜂则由村里统一委托专业大户代养。今年叶菊仙家预计能稳定增收7000元。

眼下,新门村“一户一策”菜单式帮扶方案成为全县推广的样本。通过激活低收入农户发展潜力,开化低收入农户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增长12%以上。

历经30多年奋斗,开化低收入农户人均年收入从百余元增长至10833元。扶贫干部感慨地说:事再难,都能一件件干出来;路再长,都能一步步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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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化三任扶贫干部讲述30多年接力故事

2020年05月19日 10:16:50 来源: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 沈晶晶 金春华 钱洁瑗 县委报道组 汪宇露 编辑 李建 刘伟 设计 吴雄伟 劳思雯

在开化县齐溪镇龙门村村民余昌源的记忆中,地处钱江源头的家乡,山高路险。余家4口挤在破旧的黄泥房中,靠砍柴、养猪勉强维持生计。

20多年前,17岁的余昌源背上行囊离家时,曾狠狠发誓:再苦也不回头。

但今天,经过多年环境整治、产业发展,龙门村成为青山环抱、溪水潺潺的美好家园。余昌源回到村庄,住进新房,开农家乐、卖农产品,奔向小康生活。

开化县龙门村新貌。

“龙门”一跃,是开化帮扶增收工作的缩影,也是浙江扶贫开发工程的见证。

30多年间,一代代扶贫干部接续奋斗,让大山深处换了人间,让钱江源头村美民富。

“真不容易啊!”退休3年、曾任县扶贫开发中心主任的黄献文回忆起扶贫经历,十分感慨。1985年黄献文调到县农办主管扶贫工作,下乡调研,他去了海拔600多米的齐溪镇外山村。坐大车到镇里,换小车到山脚,还得再走5公里山路。43户村民住在三四十年前建的泥房里,遇雨怕漏,刮风怕倒。村民人均收入不足百元。

当时的开化,4万多农民住在高山、远山,连温饱都难以解决。黄献文说,要致富,先修路,但几个部门一算,光外山村修条水泥路就要30多万元,“村村通路”对省级贫困县开化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

怎么办?当时,省里专门制定加快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有关政策,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和部门结对帮扶、推进异地开发和下山移民。与其困守穷山,不如搬迁下山!开化持续近30年的下山搬迁工程,由此拉开序幕。上世纪90年代初,针对齐溪镇、菖蒲乡、黄谷乡等6个贫困乡镇,县里推出贴息贷款政策,鼓励农户进城。此后,搬迁范围进一步扩展至15个乡镇。

近年来,开化县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油菜花田已成为开化乡村旅游的一张靓丽名片。

黄献文还记得8个省级贫困县集体“摘帽”时的喜悦。1997年底,随着各项扶贫工作扎实推进,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县的省份。扶贫重点转向乡镇、村和农户,省里先后推出百乡扶贫攻坚、欠发达乡镇奔小康、低收入农户奔小康计划。

以下山搬迁工程为抓手,开化持续推进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累计投入10多亿元,在县城集中规划5个安置小区,并配套来料加工园区、学校、医院等。

2012年退居二线时,黄献文仍有一件心事未完成。他对前来交接工作的张一萍说:“外山村还有17户没搬下来。”

这一年,开化开启新一轮异地搬迁计划,规划了5个乡镇安置小区、96个村级安置点,搬迁补助最高达每人21600元。最让黄献文牵挂的外山村,终于在2013年整村搬迁至山脚。

前些天,退休后定居杭州的黄献文回到开化,看到前溪后山、白墙黑瓦的外山新村,忍不住感叹:“真的大变样了!”

村民余米红说:“公交车直接开到家门口,孩子读书、老人看病都方便。”说话间,她脸上满是知足与幸福。

到2019年底,开化已有4.7万农民下山搬迁集聚,人均年收入超过1.5万元。

接任县扶贫开发中心主任的张一萍记得,2012年,开化扶贫工作遭遇极大压力。

就在这一年,浙江宣布决不把绝对贫困带入“十三五”,要求在“十二五”收官之年——2015年,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贫困现象。

按照新标准,开化共有31319户95292人,被划入需要扶持的低收入人群。与此同时,历经10余年快速发展,茶叶、油茶等扶贫主导产业,因市场低迷、管理粗放等因素,进入增收乏力期。

“搬下山的农民怎么稳得住,留在山上的村民怎么富得起来?”张一萍说,迷茫之际,到齐溪镇龙门村的一次调研,让她受到启发。

村支书向张一萍介绍,近来有不少自驾游客到钱江源头爬山看景,村里想沿路建休憩设施,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好生态就是生产力!”张一萍茅塞顿开。她挨家挨户问需求、夜间开动员大会、手把手亲自指导……2013年初,龙门村乡村旅游发展方案出炉。此后两年,村里陆续开出13家农家乐(民宿),成功创建“九溪龙门”国家3A级景区。

龙门,从人均年收入排名全县倒数第5的薄弱村,一跃变成“样板村”。这样的绿色发展方式,逐步成为全县的时尚。2014年,开化农民人均收入达11920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5年2月,浙江对26个原欠发达县“摘帽”,不再考核GDP指标,转而考核生态保护、居民增收等,且原先的政策、财政支持力度、结对帮扶力度以及山海协作力度都不减少。

山茶油产业,让农户增收。开化县农业农村局提供

“开化区域发展和农户增收,都迎来了契机。”张一萍说,县里在龙门村试验“1+X”计划,由村集体或大户来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

历经10余次头脑风暴,龙门村决定统筹资金,建设蔬菜基地、养鸡场、清水鱼基地,将就业岗位向低收入农户倾斜。同时创建“户结户共致富”模式,一家农家乐(民宿)至少结对一户低收入农户,帮助销售农副产品。

当年,开化引入这一帮扶模式的村庄有50余个。70岁的低收入农户余思文是龙门村景区保洁员,每月能领1000元工资;作为农家乐业主余昌山的结对户,靠卖辣椒、青蛳等农产品,每年还能赚3000多元。

这种扶贫模式,为全县提前完成“消除年人均收入4600元以下现象”任务提供了保障,县农办还被评为全省先进。

初夏的中村乡新门村,按照个人意愿和能力,扶贫干部向13户农户发放中蜂、鸡仔、种苗等,为他们带去新希望。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郑东红自2019年1月分管扶贫开发工作后,一年多时间已走遍全县近百个村庄,新门村之旅触动了他的思考:如何提升低收入农户帮扶的精准度?

去年底到村里走访时,郑东红发现有村民愁眉不展。如叶菊仙不得不留在家照顾中风瘫痪的丈夫,夫妻俩靠低保生活,但前些年造新房欠下的20多万元债务却无力偿还。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省的情况。历经多年努力,2018年浙江扶贫开发工作进入解决相对贫困新阶段,低收入农户帮扶的目标不再是解决“温饱和生存”,而是解决“生活得更好一些”的问题。

郑东红说,2019年初,开化有低收入农户10658户、17969人,成为帮扶工作的重中之重。

扶贫干部当年的工作笔记。

新门村里,如何对13户低收入农户进行更精准的帮扶?今年初,郑东红再到村里走访,与村支书洪斗明因为光伏小康工程的5万元股权分红,发生了争执。

照惯例,洪斗明打算把钱直接发给低收入农户,被郑东红制止了:“为什么不投入产业,增强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按照他的设想,减缓相对贫困,不能再走“缺什么提供什么”的老路,而要激活每个人的内生动力。

不久后,郑东红拿出一叠厚厚的“新门村‘一户一策’菜单式帮扶计划”。叶菊仙家就是被帮扶户之一。她家的1亩空地种上甜玉米,养了20只鸡,10箱蜂则由村里统一委托专业大户代养。今年叶菊仙家预计能稳定增收7000元。

眼下,新门村“一户一策”菜单式帮扶方案成为全县推广的样本。通过激活低收入农户发展潜力,开化低收入农户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增长12%以上。

历经30多年奋斗,开化低收入农户人均年收入从百余元增长至10833元。扶贫干部感慨地说:事再难,都能一件件干出来;路再长,都能一步步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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